北響堂大佛洞主尊佛像側(cè)影
一、華麗的黑暗時代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悖謬的時代，禮崩樂壞、烽火連天的亂世，伴隨著思想的沸騰和藝術(shù)的綻放。政治上的紛亂，難掩哲學(xué)、詩歌、書法、繪畫、建筑上的璀璨光芒，所以日本歷史學(xué)家川勝義雄將這三百多年的大分裂時期稱為“華麗的黑暗時代”。
兩漢四百年，秦漢文明盛極而衰，三國耗盡了最后一口英雄氣。這不僅是一個龐大帝國的瓦解，也意味著古典秩序的終結(jié)。政治分裂、外族入侵，留下滿地的難民與傷兵。華夏文明匍匐在歷史的岔路口，一副行將就木的衰亡之象，卻又奇跡般地茍延殘喘了三個多世紀。
胡人血統(tǒng)與印度佛教如兩劑強心劑，激活了一個衰朽的文明。如歷史學(xué)家雷海宗在其關(guān)于中國歷史分期的著名論文《中國文化的兩周》中所言：“第二周，由西元383年（淝水之戰(zhàn)）至今日，是北方各種胡族屢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響中國文化的時期。無論在血統(tǒng)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變化。”
而我們此行的目的地邯鄲，正處于這出悖謬歷史劇的舞臺中央。從東漢建安十八年（213年）大漢丞相曹操自封為魏公，定魏國之都于鄴城（今邯鄲南部的臨漳縣），到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另一個大丞相、隋國公楊堅焚毀鄴城，兩代霸主之間，此地先后為曹魏、后趙、冉魏、前燕、東魏、北齊六朝古都，見證了歷史的殘酷與蒼涼，也目睹了光彩奪目的文明之光。千年后，我們來到這里，昭昭日月曾照彼時風(fēng)華，華北平原的風(fēng)也撫過今人的頭頂。
二、南北響堂山石窟
響堂山石窟號稱“中國第五大石窟”（名列敦煌、云岡、龍門、麥積山之后，當然，若算上克孜爾，恐怕也排不到前五），亦與云岡、龍門并稱中國三大皇家石窟。中國人多少是有些排位癖和收集癖的，十大也好，五大也好，三大也好，去了其余幾個，漏掉某一個，便覺不完滿。所以，沒去過響堂山，很難自稱是石窟愛好者。
響堂山石窟開鑿于北齊，隋唐宋明各代均有續(xù)鑿。因石窟群在山腰，人們談笑、拂袖、走動均能發(fā)出鏗鏘的回聲，故名響堂。其得名頗有魏晉遺風(fēng)，與云岡、龍門之名一般，充滿了浪漫寫意，讓人聯(lián)想到李賀奇詭的詩句：“彈琴石壁上，翻翻一仙人。手持白鸞尾，夜掃南山云。”
據(jù)史書記載，東魏的大丞相（魏晉南北朝的歷史與其說是帝王的歷史，不如說是大丞相、大將軍的歷史，史稱霸府政治）、北齊的奠基者高歡被潛葬于北響堂，所以響堂亦為帝陵。所謂潛葬，也就是造若干假墓，將真墓隱匿，這種墓葬方式盛行于盜墓猖獗的魏晉南北朝，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曹操的“七十二疑冢”傳說。曹操生前設(shè)立摸金校尉，專司盜墓取財，貼補軍用，死后卻怕他人步其后塵，在遺書中要求“殮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并故布疑陣。2009年，曹操墓還是在河南安陽被挖了出來，且此前墓穴曾多次被盜，有種“年少時打出的子彈正中眉心”的荒誕幽默。
在中國石窟藝術(shù)發(fā)展史上，響堂山石窟居于云岡與龍門之間，上承北魏“秀骨清像”、下啟唐代豐圓適中的造像風(fēng)格，形體雕工簡潔流暢，神情靜謐端詳。其造像吸收并融合了新一輪傳入的印度笈多造像技法，并據(jù)此創(chuàng)造出“曹衣出水”薄衣貼體的新樣式，通俗說，這種樣式就像濕透的衣服貼在身上，衣紋纏繞身體，曲線玲瓏畢現(xiàn)，與南朝士大夫趣味的“褒衣博帶”飄逸瀟灑之姿形成對比。梁思成在《中國建筑史》中說：“南北響堂山北齊石窟為當時石窟中受印度影響最重者。”
響堂現(xiàn)存石窟分布于三處，分別為北響堂8窟、南響堂7窟及小響堂（即水浴寺石窟）2窟，共計造像4000余尊，并有北齊石刻佛經(jīng)。北響堂山腳有常樂寺遺址以及宋塔，及金代的三世佛等殘像。北響堂距邯鄲市區(qū)約一小時車程，南北響堂之間又二十分鐘車程，小響堂目前不對外開放。
北響堂山上看常樂寺宋塔
響堂山石窟最驚艷絕倫的作品莫過于北響堂的大佛洞。隨五一旅游的人潮排隊良久，在進入洞窟的一剎那，感覺如同《華嚴經(jīng)》所言 “譬如一燈，入于暗室，百千年暗，悉能破盡”，撲面而來的火焰背光與莊嚴寶相讓人不由得呼吸一窒。佛祖結(jié)跏趺坐于高處，既看北朝人，也看著你，當你與那低垂的眉目相對，一千五百年的時光洶涌而過，敷金彩繪剝落，紋飾壁畫漫漶，木構(gòu)廊廡朽爛，露出佛像寂然歡喜的本來面目。戰(zhàn)爭、法難、盜鑿，歷史的騷響漸不可聞，爾曹身與名俱滅的千年，不過是佛祖拈花一笑的瞬間。
北響堂大佛洞主尊佛像正面
第二精彩的大概是南響堂千佛洞穹頂?shù)陌松盹w天，乃南響堂鎮(zhèn)窟之寶。其中兩身凌空飛舞，兩身天女散花，另外四身分別演奏笛、阮、笙、箜，以舞姿、音樂、鮮花供養(yǎng)諸佛，褒衣博帶盡顯神采飄逸之姿。飛天以香為食，不近酒肉，穹頂亦有從前的煙熏之跡。凡人仰觀良久，恍恍惚惚，神游于天人之際。南北響堂其余各窟的造像、佛龕、檐柱、浮雕、壁畫、神獸等，多有精妙幽微之處，須親臨感受。
南響堂千佛洞北朝飛天伎樂浮雕
北響堂大佛洞內(nèi)塔形龕上的石畏獸
北響堂大佛洞浮雕裝飾
南響堂華嚴洞內(nèi)中心柱上的佛像
南響堂華嚴洞外部的石質(zhì)仿木構(gòu)斗拱
對于華夏這樣一個富于歷史感和現(xiàn)實感的民族而言，我們追尋永恒的方式，往往是和歷史結(jié)盟，古人反復(fù)吟哦“勛業(yè)振青史”“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們即便想象和追求“無限”，大概也就是“海外有仙山”“結(jié)發(fā)受長生”。日本禪宗研究者鈴木大拙說：“中國人是偉大的記錄者”，他們“仔細觀察時間的行進，記錄下時光留下的痕跡”。
而印度佛教給務(wù)實的古典中國人帶來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和語言體系。佛教用以形容時間之無限的詞匯，如恒河沙、阿僧祇、那由他、不可思議、無量大數(shù)，都是10的幾十乃至上百次方。相形之下，“千歲憂”“萬古愁”，不過彈指間。這些巨大的計時單位在世俗經(jīng)驗世界中幾乎沒有用武之地，因而在本質(zhì)上，古印度人與印度佛教的觀念是非時間性的。在非時間、非歷史的無涯的荒野里，世界、宇宙、社會的秩序是永恒的，而人們則困于一個永恒回轉(zhuǎn)的再生之輪中。同時，佛教又有“剎那”這樣極小的時間單位，一剎那之事足以決定命運，超脫永恒輪回的機緣也潛藏其中。
較之簡牘與紙張，石頭頑然不動，似乎更具永恒感。以須臾之身，獨對永恒之石，賞石者將這種感覺形容為“千秋如對”。石窟造像試圖描摹的，正是佛教理想化的、超越時間的永恒之美。在一個秩序崩潰、生靈涂炭的時代，統(tǒng)治者一方面試圖利用佛教關(guān)于忍受痛苦、自我犧牲的教義，麻痹民眾、維系統(tǒng)治；另一方面，即便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殺予奪大權(quán)的統(tǒng)治者，也時常感到命運之無常與自身之渺小，渴望通過石刻造像竊取佛陀的永恒，完成自身的救贖。
因此，佛教與石窟造像藝術(shù)在動蕩的南北朝時期得到空前的大發(fā)展，在北齊更是達致走火入魔的境地。北齊人口2000萬，寺院卻有三四萬所，僧尼達兩三百萬眾，僅鄴城一地，就建立了4000余座寺院，其中43所是皇家寺院，其時開鑿的石窟遍布今山河四省。北齊的對手北周的情況也好不到哪里去，佛教掌握龐大的人口和財產(chǎn)，對政權(quán)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拖累和威脅。于是，北周建德三年（574年），周武帝宇文邕在下令毀佛，這一事件與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唐武宗李炎以及后周世宗柴榮發(fā)起的滅佛運動并稱“三武一宗滅佛”，從佛教徒的視角看，則是歷史上的四場“法難”。
周武帝滅佛，是否由此增強了北周政權(quán)的政治、軍事和財政控制力，從而助力于滅齊大業(yè)？這個問題需要歷史學(xué)家的解答。但原本國力更加強盛的北齊急劇腐化，與帝王的荒淫殘暴脫不開關(guān)系。虔信佛教、開窟造像的北齊皇室，卻是個瘋魔家族。在短短28年的統(tǒng)治時間里，幾任帝王不斷上演縱欲、亂倫、酗酒、濫殺、內(nèi)斗的荒唐戲碼，以至于有人認為高氏家族患有遺傳性精神病，高齊王朝也因此成為歷史上著名的“禽獸王朝”。加之高歡遺留下來的胡漢矛盾和貪腐問題，以及后主高緯誘殺大將斛律光，賜死蘭陵王高長恭，自毀長城的北齊王朝迅速衰弱，一頭扎向毀滅，印證了“上帝欲使其滅亡，必先令其瘋狂”的西諺。
讓我們說回響堂山。建德六年（577年），北周滅北齊，周武帝入鄴城，在原北齊境內(nèi)推行禁佛之令，響堂山石窟遭到第一次嚴重破壞。此后一千多年的動蕩和戰(zhàn)亂對石窟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壞，但真正的浩劫發(fā)生在近代。同樣黑暗動蕩的清末民初，斯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等外國文化大盜對包括莫高窟、天龍山、龍門在內(nèi)的中國石窟寺進行有組織、大規(guī)模的劫掠。而以盧芹齋為首的中國文物販子，走私、出賣包括響堂山在內(nèi)的石窟藝術(shù)品，將一批又一批的文物運往法國，銷往歐美。從此，這些藝術(shù)瑰寶輾轉(zhuǎn)于國外各大博物館美術(shù)館及私人收藏家手中。
今天我們能看到的響堂山石窟毀壞嚴重，大多數(shù)雕像被砍去了頭顱，小型雕像與浮雕被整塊切割盜取。響堂山石窟研究院正借助數(shù)字修復(fù)技術(shù)對流失海外的造像進行原位比對和數(shù)字化復(fù)原，使流散百年的石窟造像實現(xiàn)“身首合璧”。3D打印與全息投影，太符合佛經(jīng)對幻相的描述。就佛家而言，“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但我們畢竟是中國人，從歷代先祖那里繼承了無可救藥的歷史感，所以我們依然耿耿于懷，終究沒有“掃一切相，破一切執(zhí)”的灑脫與超越。
在常樂寺金代三世佛殿遺址，所有的佛像的頭部都已佚失流散，是一場字面意義上的“滅頂之災(zāi)”，而其沉靜的身軀不動如山，從容接受近千年后的日曬雨淋、禮拜觀瞻。佛祖可以超脫輪回之外，但佛像卻困于時間之劫，擬仿永恒的石雕也逃不過歷史車輪的碾壓。中國人的歷史感與憂患意識，此刻在與永恒的拔河之中占據(jù)了上風(fēng)。
常樂寺遺址的佛像
北響堂宋洞殘損的造像
南響堂華嚴洞殘損的造像
三、邯鄲市博物館、鄴城考古博物館、北朝考古博物館
邯鄲市博物館
邯鄲市博物館文創(chuàng)店的網(wǎng)紅打卡墻“邯鄲，一座等了您三千年的城”，大概也是這座城市的旅游宣傳標語。邯鄲擁有3100年的建城史，戰(zhàn)國時作為趙國都城達158年，這是一座適合身著戰(zhàn)國袍、拍“宿命感”大片的城市。邯鄲三千年未改名，留下無數(shù)美麗或奇異的傳說，也將自己變成了“成語之都”。在這片古老而溫潤的土地上，連“邯鄲學(xué)步”這樣帶著譏諷意味的成語，經(jīng)過悠長歲月的浸染，也只會讓人感受到先民的質(zhì)樸、幽默與浪漫。
邯鄲市博物館沒有辜負歷史的豐厚饋贈，從石器時代開始，貫穿整部中國史，每個時代都有可書之掌故、可展之瑰寶，擁有許多南方城市博物館難以望其項背的連續(xù)性，而其館藏之豐富、布展之用心，甚至超過我們曾經(jīng)去過的一些省博。
館內(nèi)有“甘丹風(fēng)華——邯鄲歷史文化陳列”“邯鄲古代石刻藝術(shù)陳列”“方圓世界——中國歷代錢幣陳列”“磁州窯瓷器陳列”四個常設(shè)陳列，其中基礎(chǔ)陳列與石刻陳列尤為光彩奪目。館藏珍品有戰(zhàn)國的青銅馬、蟠螭紋馬首耳大銅鑒、透雕夔龍紋金牌飾、鎏金龍虎嵌玉龍劍首，漢代的金銀涂乘輿大爵酒樽、刻度天祿架熨斗，以及從北朝至宋代的石刻造像等，每一件展品都折疊收藏起一段時光，而我們立于歷史長河的盡頭，咀嚼展簽上的說明，念出今人給古物起的冗長名字，那種感覺如同念出不解其意的佛咒，又仿佛從昆蟲琥珀中小心提取上古生物的基因密碼。
邯鄲市博物館藏戰(zhàn)國青銅馬
邯鄲市博物館藏東漢金銀涂乘輿大爵酒樽
邯鄲市博物館藏東漢刻度天祿架熨斗
邯鄲市博物館藏隋代彩繪鎮(zhèn)墓獸
邯鄲市博物館藏唐代紅砂石佛坐像
而邯鄲更讓人驚喜的，是它的縣級博物館。位于臨漳縣的鄴城考古博物館和位于磁縣的北朝考古博物館，與邯鄲市區(qū)形成一個等腰三角形，需駕車前往，對于博物館和文物愛好者而言，是邯鄲旅行不容錯過的兩地。另有大名縣石刻博物館、峰峰磁州窯歷史博物館，或可一覽。
近年來，新建的考古遺址博物館形成一股熱潮，今年最火的博物館莫過于河南安陽殷墟新館。此前幾年，國內(nèi)還密集新開了三星堆新館、石峁館、海昏侯館、二里頭新館、良渚新館等一批考古遺址博物館。根據(jù)《三聯(lián)生活周刊》的報道，“考古遺址博物館的獨特之處在于它們提供了一個天然的歷史情境，結(jié)合了考古場景和自然背景，重現(xiàn)歷史現(xiàn)場，拉近了觀眾與歷史之間的距離。”
雖然鄴城考古博物館和北朝考古博物館不是典型的遺址博物館，但與當?shù)氐目脊懦晒芮邢嚓P(guān)。
鄴城考古博物館
鄴城考古博物館小而精致，是國內(nèi)首座佛造像專題博物館，堪稱佛造像愛好者的天堂。其陳列主體為2012年北吳莊佛造像埋藏坑出土文物，另有鄴城考古隊40余年的考古成果，部分館藏精品曾在2019年赴國家博物館舉辦建國70年特展。
北吳莊一坑出土文物2985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出土數(shù)量最多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造像跨越北朝和隋唐，且紀年明確，時代銜接，完整展現(xiàn)了“秀骨清像”“曹衣出水”“褒衣博帶”等不同時代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并出現(xiàn)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龍樹背屏”造像樣式。鎮(zhèn)館之寶北齊白石四面造像覆缽塔，在入口廳獨享環(huán)形展柜，接受觀眾360度的觀瞻、膜拜與驚嘆，邯鄲市博物館也專門為它做了放大版的復(fù)制品，以展現(xiàn)其巧奪天工的雕鑿技藝。
鄴城考古博物館藏北齊白石四面造像覆缽塔
鄴城考古博物館展出的北齊佛頭像
鄴城考古博物館藏北齊菩薩坐像
鄴城考古博物館藏北齊弟子立像
難以想象當年的考古隊員掘開流沙層、看到堆積如山的佛造像時懷揣著怎樣的心情，更難以想象千年前的古人又以怎樣的心境親手埋下這些佛造像。
根據(jù)2012年《南方都市報》的報道，考古專家認為，這一大型埋葬坑或與滅佛運動或佛像瘞埋制度有關(guān)。后者指的是佛教徒為了做功德，看到殘像就收集在一起，規(guī)規(guī)矩矩地埋在地下，有的還在上面建塔。“到底是滅佛運動還是瘞埋制度，現(xiàn)在還不能肯定。……這批佛造像被發(fā)現(xiàn)很不規(guī)矩，放得很亂。”
若是因為滅佛運動，坑內(nèi)年代最晚的造像來自唐代，埋葬坑或與唐武宗滅佛有關(guān)。這場滅佛運動又稱“會昌法難”，歷時五年，其破壞力遠超之前的北魏太武帝滅佛和北周武帝滅佛，直接導(dǎo)致佛教在中國的發(fā)展由極盛走向衰微，天臺宗、華嚴宗、法相宗、（漢地）密宗等宗派因此零落，唯有“不立文字”的禪宗和“一心念佛”的凈土宗展現(xiàn)出頑強的生命力，在山野林下開枝散葉，成為此后中國佛教的主流。
一千多年后，埋葬的佛像重見天日，而地上早已換了人間，當年的帝王湮滅于歷史塵埃之中，然而人們提起滅佛之時，又一次次提起那個雄心勃勃、英年早逝的君主。唐武宗與非時間的永恒對峙，卻因此皈依了時間中的歷史。
北朝考古博物館
相較于坐落在普通街道一側(cè)、建筑面積5000多平方米的鄴城考古博物館，北朝考古博物館的規(guī)劃則大氣得多，它的建筑面積約為12000平方米，館前還有一大廣場。該館陳列以“走向隋唐”為主題，分為煌煌帝都、巍巍陵寢、泱泱文明3個展廳和一個特別展廳，主要展示北朝墓群出土遺物，其中又以陶俑的數(shù)量為最。值得一提的是，特別展廳按一比一的比例復(fù)原了灣漳北朝大型壁畫墓，蔚為壯觀。
北朝考古博物館陶俑陳列
北朝考古博物館的灣漳壁畫墓復(fù)原場景
北朝考古博物館藏東魏人面鎮(zhèn)墓獸
北朝考古博物館藏東魏金冠飾
該館的鎮(zhèn)館之寶是從茹茹公主墓中出土的兩枚拜占庭金幣。北朝時期的鄴城是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大都會，和洛陽、長安、平城等地，都曾作為絲綢之路的起點，兩枚金幣見證了那段駝鈴聲聲的遙遠歷史。博物館還以另一個鎮(zhèn)館之寶——駱駝陶俑為原型，在廣場上樹立了巨大的雕像，以示其與絲路的密切聯(lián)系。
北朝考古博物館藏拜占庭金幣展板和駱駝陶俑
耐人尋味的是，北朝考古博物館展示北朝文物，卻以“走向隋唐”為主題。無論黑暗時代多么華麗，對于大多數(shù)人而言，再絢爛的文化也比不上統(tǒng)一安定、天下太平的王朝。更何況自從我們那“帥氣又迷人的老祖宗”秦始皇統(tǒng)一文字、統(tǒng)一度量衡之后，大一統(tǒng)的思想就深深烙印進民族心靈，哪怕是曾被視為異族的胡人，哪怕是脫胎于反漢化運動的東魏-北齊、西魏-北周，也很難抵擋華夏文明強大的同化力量，很難抵擋大一統(tǒng)的誘惑。
東晉十六國與南北朝南北對峙時期，華夏文明在黑暗中艱難跋涉了近三百年，北方與南方都孜孜以求走出歷史三峽的路徑，江南廣闊的土地開發(fā)和精致的文化創(chuàng)造，與北方普遍的民族進步和宏偉的民族融合交相輝映，在并行發(fā)展中相互影響乃至交融。
而歷史最終選擇了北朝，更準確說，選擇了北周-隋唐及關(guān)隴集團。胡漢混合催生了更具活力的政治體制。用歷史學(xué)家閻步克的話說：“交替的‘胡化’和‘漢化’孕育出了強勁的官僚制化運動，它扭轉(zhuǎn)了魏晉以來的帝國頹勢，并構(gòu)成了走出門閥士族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國的歷史出口。”而從文化的角度視之，如陳寅恪所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chuàng)空前之世局。”
“走向隋唐”所揭示的正是這樣的歷史轉(zhuǎn)圜：華夏文明在華麗的黑暗時代中找到燭火，點燃明燈，破盡三百多年的暗沉，又如黃河在黃土高原的千溝萬壑中掙扎、奔突，卷走萬頃黃土，鋪開沃野千里，而沃野之上矗立著空前的隋唐盛世。
邯鄲市博物館有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石刻展品，即常樂寺遺址出土的唐代紅砂石笑面羅漢頭像，被人們親切地稱為“邯鄲微笑”。有別于佛相莊嚴、菩薩垂眉、金剛怒目，小羅漢笑得兩眼彎彎，面頰上帶著深深的酒窩，一副天真爛漫、無憂無慮的模樣。與響堂山石窟一樣，他歷盡劫波，身軀不全，但苦難卻無法遮蔽來自靈魂深處的平安喜樂，帶著穿透人心的感染力跨越千年。他便是大唐，大唐便是他，站立在黑暗時代的盡頭，矗立于沃野之上。
邯鄲市博物館藏唐代紅砂石笑面羅漢頭像
北響堂山遠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