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利茨卡婭是一位平實又深刻的當代俄羅斯女性作家。她1943年生于俄羅斯一個猶太知識分子家庭， 1968年畢業于莫斯科大學生物學系，1992年發表了第一部中篇小說《索尼奇卡》，正式登上俄羅斯文壇。
烏利茨卡婭算不上高產作家，每出版一部作品卻都能引起讀者和批評界的熱議。她一步步構建自己的獨特風格，躋身當代俄羅斯文學最具影響力作家行列。烏利茨卡婭的小說不僅受到讀者和批評界追捧，也多次獲得俄羅斯國內外文學獎項，如法國美第奇文學獎、意大利彭內文學獎、俄羅斯布克獎、俄羅斯大書獎等等。近年來，烏利茨卡婭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熱門人選。
湖南文藝出版社推出一套她的作品集，精選作家30年創作歷程中各階段的代表性作品，匯聚強大的譯者陣容，把她細膩深邃的文學世界呈現在讀者面前。
撰文｜段麗君
女性作家烏利茨卡婭：繼承者兼拒斥者
1990年前后，俄羅斯文壇女性主義興起，后現代主義繁盛。烏利茨卡婭此時登上文學舞臺。她的小說以女性人物為中心，聚焦家庭生活，呈現20世紀不同時代俄羅斯女性生活樣貌及女性探尋自我、實現自我的歷程。在世紀之交解構經典和預言末日的俄羅斯文學語境中，烏利茨卡婭創造了一個富有烏托邦色彩的文學世界。
烏利茨卡婭作為俄羅斯女性作家，顯示了鮮明的獨特性。
首先，她重拾俄羅斯經典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關切現實生活、關切人在時代潮流中的命運、同情被主流文學所忽視的社會邊緣人物。烏利茨卡婭把蘇聯時期的俄羅斯普通人的生活納入俄羅斯20世紀歷史進程，把家庭生活置于敘事中心，通過它折射充滿動蕩的社會歷史，展露普通人被時代潮流所裹挾的平凡人生，他們的苦痛、追尋和幸福。
20世紀俄羅斯主流文學倡導的宏大敘事強化社會生活的價值，塑造了一大批活躍在生產、科研甚至戰場等公領域的女職工、女領導、女學者乃至女戰士的形象，凸顯她們作為蘇維埃人不輸于男性的強健氣質。家庭生活的私領域作為社會生活的對立面，被削弱并最終消失在主流文學視野。隨著家庭生活被排斥在主流敘事之外，溫順、善感、寬懷等被看成女性氣質，被涂上消極的、負面的色彩。
外文版插圖。
烏利茨卡婭在她的小說中把家庭生活作為敘事對象，彰顯家庭這一概念不可忽視的文化價值。她說，“家庭是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部分。我現在還是很珍視這種價值。我覺得，家庭的作用在蘇維埃時期曾經特別大。正是在家庭中能夠找到真正的價值”，“塑造人的是家庭，而非社會”。陳方稱，烏利茨卡婭建立起了“自己獨特的‘家庭詩學’”，是中肯之語。烏利茨卡婭小說中的家庭充滿著平和與愛意，是動蕩不安的艱難時世中一個安寧穩固的角落。這個角落主要由看似脆弱的女性所構筑，但丈夫從未在家庭中缺席。在家庭中，兩性之間，無論父女之間，還是夫婦之間，都不存在壓迫/被壓迫、剝奪/被剝奪的性別對立關系。父親不只盡力為女兒提供物質支撐，也在精神上給予愛護。夫婦一同承擔家庭之職，教養子女、自我發展。他們相互依靠，是可信賴的生活伴侶。女性操持家務勞動的辛勞和智慧被重新看見，其價值得到揭示和稱揚。在烏利茨卡婭的小說中，家庭成為動蕩世界中抵抗災禍的堡壘、滋養精神的根基、培植創造力的苗床，正是在具體的、日常瑣碎的家庭生活中，男性和女性都擴展了自己對自我和世界的認知，發現家庭生活的重要價值，找到實現自我的道路。在烏利茨卡婭筆下，女性在家庭中的妻子和母親身份，并非被父權圈禁的標記，而是撫平傷痛、繁育生命力的女神的代稱。
在重提家庭生活價值的同時，烏利茨卡婭也把被貶斥和丑化的女性氣質帶回當代俄羅斯文學視野，賦予其正面意義。在塑造女性人物時，烏利茨卡婭避開經典小說中對女性外貌的褒贊，常常通過人物之口，提出女性氣質存在的現實性，肯定其社會的和審美的價值，將溫順、寬容、仁善、堅忍的品性捧上美德的高位。主流文學中常遭貶低的“脆弱膽怯”，也由烏利茨卡婭敏銳的女主人公發掘出隱藏的價值，重新定義為“勇氣和了不起的大優點”。尤為獨特的是，在小說中，烏利茨卡婭刻意打破性別界限，并不把這些“女性特質”僅歸屬于女性。她特別強調了男性身上的善良和同情心，并將其作為值得稱賞的品性。
迥異的家庭觀、性別觀與女性角色認同是烏利茨卡婭與歐美女權主義文學家的根本分歧。
烏利茨卡婭小說中描摹的家庭及其生活帶有田園詩色彩。她不否認20世紀俄羅斯女性生存困境的真實性，多次講到，“俄羅斯女性常常被迫承擔本該由男性承擔的工作，鋪設鐵路公路，在工廠里奮戰生產……她們得到的平等過于多了”。她把這種性別過度平等看作強加于女性的重負，認為把女性等同于男性，在本質上是對女性之為女性的無視，是對女性權利的另一種剝奪。這是她與同時代俄羅斯一些女性作家的共通之處。不過，烏利茨卡婭在小說中構筑理想的家庭生活、諧調的兩性關系，使她筆下的人物也多多少少帶有理想色彩。這可能源于她“對負面人物不感興趣，生活中沒有遇見過惡人”的現實體察，更可能是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在她小說中的回響：作家一方面以此表達對人性的堅定信念，另一方面為女性擺脫困境提出一條可能的路徑。這是烏利茨卡婭與同時代俄羅斯一些女性小說家的不同。
總之，在充滿后現代主義末世感和女性主義絕望與憤怒的文學世界里，烏利茨卡婭構筑的是一個平和美好、富有詩意的文學時空。
探察烏利茨卡婭構建的文學時空，可以從了解她的女性人物入手。
烏利茨卡婭作品集，作者：柳德米拉·烏利茨卡婭，譯者：任光宣/陳方/李英男/尹城/趙振宇/連星，版本：湖南文藝出版社2024年5月。
烏利茨卡婭筆下的女性人物：堅守者、徘徊者和叛逆者
她小說中常常寫及兩代人：一代是作家的同齡人，她們生于20世紀40年代；另一代是作家祖母輩或母親輩的女性。她們社會地位一般，外貌平凡，自覺或不自覺地與當下的現實生活和流行觀念保持疏離，寡言少語，行動堅定。她們可以分為堅守者、徘徊者和叛逆者。
堅守者秉持的是傳統觀念，以《索尼奇卡》中的同名主人公索尼奇卡和《美狄亞和她的孩子們》中的美狄亞為典型，她們屬于老一代人。索尼奇卡和美狄亞年紀相仿，性情近似，是一對文學姐妹。她們都把傳統價值觀和倫理觀奉為日常行為的守則，把維護家庭看成自己的責任。索尼奇卡是圖書館的書庫管理員，自幼熱愛閱讀，常把文學經典虛構的文雅世界等同于真實生活，以文學經典培養的巨大同情心和高尚價值觀對待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結婚后，她付出全部身心供養家庭，操持家務，“從清高的小姐變成了很會過日子的家庭主婦”。美狄亞是希臘裔俄羅斯人，一間小鎮醫院的醫士。她生于克里米亞，由希臘族文化、克里米亞的大自然和東正教觀念培育長大，把家庭責任和社會道義置于個人幸福之上：少女時父母雙亡，她擔負起撫育年幼的弟弟妹妹的責任；待弟妹各自成人，她結婚后，美狄亞對丈夫“毫不掩飾她的關切之心”，“生活自始至終是很幸福的”；年老時，她讓自己寒素潔凈的屋子成為眾多晚輩的心靈家園。美狄亞履行的是“早已在所有的地方被所有的人廢棄的法則”。
外文版插圖。
索尼奇卡和美狄亞都具有俄羅斯傳統文化所褒揚的那些女性氣質。索尼奇卡的丈夫初見她就驚嘆她“與耐勞、溫順的小駱駝有奇妙的相似之處”，意識到“她會伸出脆弱的雙臂來扶持他那日益虛弱、伏在地上的生命”；索尼奇卡在夫婦間的夜談中表現出的“高尚、神圣的幼稚和無限同情”使他們的談話“猶如神話中的點金石一樣”，讓他重新綻放生命力。職業革命家注意到，美狄亞有一種“與之在一起就不會有恐懼感了”的鎮定氣度，他還發現美狄亞“寬容遷就”的豁達襟懷，看出她“溫順、執著、辛勤、頑強”，以及她對家庭責任的心甘情愿，她體悟生活神圣性的聰敏……
面對生活的變故，索尼奇卡和美狄亞都表現出冷靜的智慧和寬和的心懷。索尼奇卡偶然發現丈夫移情別戀，在痛苦的同時想到丈夫身為藝術家的獨立性：“他何時屬于過我？他何時屬于過什么人？”于是不禁為他在人生暮年能夠煥發藝術活力，再次轉向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業而欣喜，自己轉身投入久違的俄羅斯文學經典，“為完美無缺的語言和高尚文雅的精神所感染，心中生輝，沉浸在靜靜的幸福之中”。美狄亞從年輕時起，就“習慣于把政治變化當作天氣變化一樣來對待，也就是隨時準備著接受一切——冬天受凍，夏天流汗……不過，她都會未雨綢繆，提前做些準備”……
作家筆下的一些怪女、傻女，某種意義上也是索尼奇卡和美狄亞的姐妹，她們在社會主流觀念的歧視和不解中，沉默地承受著不幸，她們把秘密締結的婚姻、想象出來的愛情當成抵抗嚴酷現實的盾牌。
柳德米拉·烏利茨卡婭。
《美狄亞和她的孩子們》中的瑪莎、《庫科茨基醫生的病案》中的葉蓮娜、《雅科夫的梯子》中的瑪露霞是徘徊不定者。從年齡上看，她們屬于三代人，瑪露霞最年長，瑪莎最年輕。作家通過描述她們的經歷、她們的迷惘，揭示俄羅斯女性不同時期遭遇的精神困境。在瑪露霞身上，徘徊者的特征最為鮮明。
瑪露霞生于1890年，比索尼奇卡和美狄亞年長。她是女性解放運動的追隨者，把家庭生活和女性的生理特質看作阻滯女性自我實現的障礙。她拒絕像母親那樣受困于家庭日常生活，夢想和兄長們一樣建立自己的事業。她“想成為一個自由的、不受限制、不受拘束的人，要變成一個活潑的、古典的、希臘時代的女子”，她立志“要成為一種新人，一個自由的、有思想感情的人，一個新式婦女，并且要幫助其他人走上這條道路”。她得到兄長和丈夫的支持，熱情地投入夢想。但剛起步的演藝事業被意外懷孕所打斷，瑪露霞由此認識到“女性受制于自然的悲劇”，她對兒子的到來“懷著一種深深的怨恨”，也是因為“即使這個孩子尚未來到人世，就已毀掉了她的種種計劃”，讓她生活中漸漸陷入 “她只好……”“她不得不……”的窘迫中。瑪露霞從自己的經歷發現，“男女在生理上無任何平等可言”，女性真正的解放在于精神領域。
在精神領域，瑪露霞處在女性解放運動和傳統文化各自倡導的性觀念的對立中。她一方面完全同意女性解放觀念對于性解放的理論，主張女性解放的先驅者們所宣告的那種徹底的性自由，承認欲望的合法性、個體的獨立性，并自我要求，“盡量顯示自己在婚姻生活中是個鄙視任何束縛、思想自由的女人”；可另一方面，她真切地感到，在實際生活中“總有某種東西讓她不能那樣做”，她看重婚姻中的忠誠，不能接受丈夫傾慕年輕貌美的女人，盡管她承認這是他的“權利”。她拒絕在婚姻中做丈夫的“母親、姐妹或女助手”，認為“如果在愛情里連個女人也不是，就更不會做其他事情”，她把得到夫婦之愛、“成為一個被愛的女人”，看成“我的權利”“生活的必需”。“我不允許下半身控制上半身”是她作為妻子的自我規范，也是對丈夫的要求。瑪露霞深知自己觀念欠協調，對丈夫說，“有些人生規律讓我倆都遭受痛苦。但誰都沒有過錯”，這是她對人受制于欲望和倫理的清醒認知。她為“心里想的是一回事，而實際說的是另一回事”感到不安，不僅表明她迫于女性解放運動追隨者身份而“言不由衷”的現實苦惱，更是她處于兩種相互抵牾的觀念中難以抉擇的真實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