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楚鄢陵之戰
春秋晚期，作為四大霸主的楚國，在與宿敵晉國和新生力量吳越的角逐中敗敗勝勝，反反復復，可是楚國仍然生趣盎然，頓足振袂，忽而偃蹇連蜷，或而揮戈返日，天地為之低昂。
從楚穆王元年（前625）到聲王末年（前402），大致與秦康公到秦出子同時，224年間，楚國雖然頻發變故，但屢創奇跡，就像弄潮兒，忽而墜入浪濤谷，轉眼之間又躍上浪峰，舉手投足都牽動著中原諸侯的神經。即使經歷“吳師入楚”的巨變，楚人在休養期也沒有忘了諸夏，在楚惠王時代一舉滅了朝三暮四的陳、蔡，將中原南部變成了楚人的腹地。不滅鄭，是為了戰略的需要，楚人將鄭變成了可攻可退的戰略緩沖帶。
春秋晚期，晉國內亂，陷入了分裂局面；齊國內斗，陷入了卿權獨大的狀態；秦國低迷，陷入了邊緣化的窘境。只有楚國，是春秋時期的常青樹，成為東周“一覽眾山小”的超級大國。
公元前578年，晉國聯合諸侯在麻隧大敗秦軍，這是晉麻痹楚、孤立秦戰略的勝利。楚人逐漸清醒，開始采取應變措施，最終引發了晉楚鄢陵之戰。
共王十六年，晉厲公六年，即公元前575年春，楚國以割讓汝陰的領土為誘餌，籠絡鄭國。鄭國君臣唯利是圖，再次背晉從楚。同年夏，晉伐鄭，楚救鄭。這次晉、楚雙方都做了充分的準備，彼此不再回避。
令尹子重進取精神不足，缺乏勇猛，但謹慎守城，是一位合格的令尹、基本稱職的主帥；司馬子反恰相反，勇猛有余而謹慎不足。如果二人能取長補短，和衷共濟，會成為很好的搭檔。可是子反不尊重子重，共王不喜歡子重，君臣之間有了隔閡，這給楚師的前途蒙上了一層令人憂慮的陰影。共王命子反為中軍元帥，子重為左軍元帥，子辛（右尹公子壬父）為右軍元帥。楚人尚左，一般楚王都會隨左軍指揮戰斗。這次，共王卻偕王卒隨中軍行動，讓令尹聽司馬指揮，等于讓司馬子反做了三軍主帥，違背了楚國的傳統，顛倒了尊卑的順序，破壞了治軍的規則。鄭與楚是同盟，“東夷”的一些“蠻軍”也參加了楚師。
晉師以執政的上卿欒書為三軍主帥迎擊楚師。在出師前，派使者到齊、魯、衛諸國請求出兵相助。
楚師過申縣，子反向已在養老的申叔時請教。申叔時認為現在楚國對內不施惠而無德，對外不守盟而無信，違背農時出兵而無禮，誰還樂意效死呢。申叔時尖銳而客觀的批評，子反聽后感受如何，史料無載，估計他是不以為然。
晉國將領也不是同心同德。當時晉國以欒、荀、郤三氏勢力最大，這次出征的八位將佐，郤氏占了三位，荀氏占了兩位，欒、韓各一位。主帥欒書和郤至主戰最力，士燮則認為戰不如和；其他幾位不知可戰可和，服從多數。
晉、楚兩軍在鄢陵相遇，其地古今同名，介乎鄭、許之間，離晉遠，離楚近。可見晉師求戰心切，不先攻鄭，而是越鄭境直奔楚師殺來。這次戰役與邲之戰一樣，只打了一天，從天剛亮一直戰到天黑方收兵，但規模和激烈程度遠不及邲之戰。戰前，雙方都部署嚴整；開戰后，由于地形的限制和戰局的變化，雙方都軍自為戰、車自為戰和人自為戰，打成了一場混戰。晉人和楚人都是出色的將士，打得異常勇猛。
晉師受楚師緊逼的約束，不易施展。魯師和衛師尚未趕到，齊師雖已趕到但暫時還不能參戰。欒書準備固守三天，待楚師引退時再反擊。郤至認為楚師有幾個弱點，其中最致命的就是令尹與司馬不和，以及鄭師軍不整肅、蠻軍無陣法，不難擊敗。晉厲公一度準備退兵，但被身為楚裔的苗賁皇（若敖氏后人）勸止。苗賁皇建議晉軍的偏師應付楚人的左軍和右軍，以四個主力軍團合擊中軍王族。晉厲公采納了苗賁皇的建議，下令出擊。
楚中軍頂住了晉主力的合擊，打得異常頑強。同時，鄭師被晉師擊敗，鄭成公奔逃。子重雖與子反有不同意見，但他指揮左軍作戰是不遺余力的。天黑了，雙方收兵。晉、楚兩軍都沒有松懈，而是休整待命，準備明天繼續打仗。如果不出意外，楚師可能小勝，或者晉、楚打個平手。共王派人找子反商議下一步軍事計劃，不料子反的家仆為了讓主人解乏，違反軍規，獻酒給子反，子反喝得酩酊大醉，無法晉見共王。
共王雖是第二次出征，但親臨戰線還是第一次，實戰經驗不足，不諳兵法，看到楚師不能立刻取勝，不免憂慮，白天又受了輕傷，夜間休戰時又聽說主帥子反喝醉了酒，以為這是天意讓楚國戰敗，竟不向將士通報，便徑自與親隨跑回方城去了。將士以為大王決定撤兵了，也一窩蜂似的連夜棄營而去。楚師遺棄在營壘里的軍糧，讓晉師足足吃了三天。晉師在楚師不戰而退的情況下取得了勝利。子反在子重的敦促下也自縊謝罪了。
鄢陵之戰子反醉酒誤事，誠然難辭其咎。狹路相逢勇者勝，在雙方勝負未分，近乎勢均力敵的混戰兼惡戰中，誰能堅持不懈，誰就多了勝利的機會。晉厲公的品行和修養都不及共王，但他沒有棄軍而逃，盡到了責任。共王卻臨陣而逃，必定使楚師陷入慌亂之中。《史記·周本紀》說兵者危事，必須慎始慎終，稍有疏忽懈怠，就可能因“一舉不得”而“前功盡棄”，這樣的戰例層出不窮，楚師敗于鄢陵就是一例。
共王也知道鄢陵之敗錯在自己，臨終前還為此引咎自責，請大夫在他死后給自己加上“靈”或“厲”這樣的惡謚。這恰如《莊子·天地》中所說的：“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
鄢陵之役楚國是不敗而敗，但損失要比城濮之戰輕得多，只把營帳和軍糧丟了個精光，實力未受重大損失；晉國是不勝而勝，但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勝利。不久，晉國就接連演出了君誅臣、臣弒君的慘劇，相比之下，楚國反而穩定。鄢陵之役打醒了楚國，此后，楚加強了與秦的聯系，共同抗晉，形成了晉、楚南北對峙的局面。
晉楚戰爭：一場全方位的大國博弈
楚雖敗，但未受大損。鄭也是如此，而且沒有因此而背楚從晉。鄭是國家間局勢的“風信鴿”，政治嗅覺靈敏，它的向背往往能反映晉、楚的實力對比。鄭在楚鄢陵之敗后仍能從楚，說明楚的實力總體上仍略強于晉。
共王十七年，晉厲公七年，即公元前574年，鄭襲晉，侵占了晉的河南之地，再次表明晉在鄢陵之戰中不過是名義上的勝利者。鄭有了楚的支持，也敢有恃無恐，挑釁晉的邊地。果然，同年夏，為防晉伐鄭，楚派公子成、公子寅領兵幫助鄭守國。晉與周、齊、魯、宋、衛、邾、曹合兵伐鄭，楚令尹子重率師救鄭，聯軍望風而退。同年冬，聯軍又伐鄭，楚公子申領兵救鄭，聯軍又知難而退。
同年末，晉國內亂。晉厲公寵信胥童（胥克之子）、夷羊五、長魚矯等人，其中胥氏也是晉國的大貴族。晉成公六年（前601），執政大夫郤缺罷免了胥克下軍副帥的職位，胥氏與郤氏結怨。到了晉厲公時代，郤氏的勢力強大，成為卿大夫集團的核心。晉厲公為了制衡郤氏，打擊卿權，便利用胥氏與郤氏的矛盾，借助胥氏的力量誅殺了郤氏的三位大夫（郤至、郤犨、郤锜），陳其尸于朝，而納其室財。隨后，胥童又率領甲兵劫持了欒書和荀偃（中行偃），建議晉厲公處死二人，晉厲公沒有同意，并任命胥童為卿。但晉厲公和胥童的行為卻引起了其他卿大夫的怨恨。
冬去春來，欒書和荀偃先發制人，殺了晉厲公，迎晉襄公曾孫周子為君，是為晉悼公。隨后又誅殺了胥童，滅了胥氏。晉厲公誅殺郤氏，是晉景公誅殺先氏和削弱趙氏的延續，說明晉國君權與卿權的矛盾已經不可調和，只能用暴力解決。至此，晉十一家大族只剩七家，為不久“六卿政體”的確立創造了條件。同時，晉國的權力斗爭也削弱了晉師的兵威，使晉在對秦、楚斗爭中很難實現質的突破，只能苦苦支撐，勉強維持，將晉、楚與晉、秦斗爭，打成了一場勢均力敵的消耗戰。
同年，不明天下形勢的舒人以為楚敗于晉，有隙可乘。于是，舒庸潛引吳師圍攻巢邑。楚子囊率兵東征，趕跑了吳人，并一舉擊滅了舒庸。
共王十八年，晉悼公元年，即公元前573年，晉悼公為穩定政局和對外爭霸的需要，開始改革內政，重用卿大夫。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黡、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一族的宗主）。為了制衡卿權，晉悼公增加了六軍將佐的“軍尉”（副官）人數。這些措施在短期內取得了成效，使晉能同時抵御楚、秦，但卻埋下了六卿分權的隱患。
同年夏，在楚國的支持下，鄭侵宋。隨后鄭成公與共王合兵伐宋，奪取了宋地朝郟（今河南夏邑）；另一支部隊由楚子辛和鄭皇辰率領，奪取了宋地幽丘。然后兩路大軍會合，同伐彭城。在奪取了彭城后，共王將當初逃奔到楚國的宋國桓族五人送回國，為的是給宋執政大夫華元施加壓力，讓桓族去對付政敵華氏，達到控制宋的目的。
同年七月，宋老佐和華喜圍彭城。楚令尹子重率兵伐宋，晉救宋，晉、楚戰于宋邑鼓城附近，楚師因境況不利而退卻。
共王對外用兵的同時，也不忘整頓內政。右司馬公子申貪黷而跋扈，接受小國賄賂，侵奪令尹子重和左司馬子辛的職權，于共王二十年（前571）被共王處死。
共王二十一年（前570），令尹子重率兵伐吳。楚師首次東渡長江，一度攻占了鳩茲（今安徽蕪湖東），但楚將鄧廖被吳師俘獲。楚師剛退走，吳師便西渡長江，攻占了駕邑（今安徽無為）。吳、楚戰爭拉開了大幕。
不久，子重病故，子辛繼為令尹。子辛的貪黷甚于公子申，因向陳國索賂太苛，迫使陳背叛了楚。公元前568年，共王殺子辛，以子囊為令尹。楚國令尹的權力交替正式完成。
共王二十五年（前566），子囊率楚師圍困陳都。晉、魯、宋、衛、曹、莒、邾虛言救陳，然而意見分歧，遲遲不出兵。陳不得已，向楚乞和。
這一時期的晉、楚戰爭，重點不在“戰”，而在于“交”，說明晉、楚之間的實力逐漸拉平，雙方的關系開始孕育出和平的曙光。但是，雙方要想得到真正的和平，勢必要用武力開啟。這就是春秋，和平與武力總是如影隨形。
一地雞毛：晉楚南北對峙的落幕
共王二十六年（前565）冬，楚為敲打鄭人興師伐鄭，子囊為主帥。鄭國在晉、楚對峙中安安穩穩地過了幾年，國內的執政大夫有點忘乎所以了，居然去襲擊楚國的附庸蔡國，俘虜了蔡國司馬公子燮，引火上身，惹怒了楚人。
鄭國的大夫商議對策，有主張向楚人求和的，有主張向晉人求救的，莫衷一是。最終執政大夫子駟（公子騑）的建議占了上風，主張從楚。其實在公元前571年，鄭成公病重的時候，子駟是建議改服晉國的，但鄭成公不同意，要子駟等繼續從楚，子駟謹守先君遺訓。
公元前565年，鄭簡公即位，子駟陪六歲的鄭君參加邢丘之會，并朝拜晉君。晉悼公對二人無禮，子駟怨恨晉，所以堅持與楚乞和。《左傳·襄公八年》記子駟說：楚攻鄭，鄭人已急不可耐，我們姑且先順從楚人，以舒緩民眾的恐慌，等晉人打來了，我們再順從晉人。我們以后就放一些玉帛和牛羊在邊境上，等待楚人和晉人，這是小國應對大國最好的策略。無論楚人、晉人誰來打我們，我們都畢恭畢敬地獻上玉帛和牛羊，“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樂乎”？
鄭人一面與楚議和，一面派使者向晉國說明事出無奈。晉人沒有表示諒解鄭人的處境，但這并不出乎鄭人的意料。當時晉、楚勢均力敵，鄭國只能左右搖擺，以前多是自發的，現在則是出于自覺，鄭人形成了應變各國局勢的常態。
共王二十六年（前565）冬，秦景公派人邀請楚共同伐晉，共王既不想與晉發生正面沖突，也不愿開罪秦，只派兵到申縣北部的武城，不出楚境，聲援秦人。此戰秦師取勝。
同年十月，晉人聯合諸侯伐鄭，鄭向晉求和。荀偃建議拒絕議和，繼續圍鄭，待楚人來救，以逸待勞打敗楚人，讓鄭人徹底歸附。荀?不同意，向晉悼公獻出“疲軍”的策略。《左傳·襄公九年》記中軍元帥荀?說：“三分四軍……以逆來者。”即將晉的中、上、下、新（新上、中、下三軍合并而成）四軍各分為三部，出征時每軍只調用一部，加上其他諸侯的兵源，輪番與楚師交戰。而晉國在作戰時，有部分兵力休整待命，楚師則不能休整，很難長久支撐。這種策略，比圍困鄭，等著楚師來決戰要好得多。所以，爭勝不僅僅靠與敵人“力戰”，也在于“智謀”。
《國語·魯語下》說：“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孟子·滕文公上》也說：“或勞心，或勞力。”“勞心”就是使用智，與荀?所獻的使楚人疲于奔命的良策如出一轍。鄭人見楚人果然窮于應付，就轉而采取中間偏晉的立場，晉師來伐則從晉“告”楚，楚軍來侵則從楚“賂”晉。如此一“告”一“賂”，鄭人在不知不覺中就晃到晉人那邊去了。
共王二十九年（前562）四月，晉人聯合諸侯伐鄭，鄭與晉議和。同年，應子囊之請，秦景公派右大夫詹領兵與楚師會合，共伐鄭。鄭簡公按照執政大夫子展的既定訪方略，出城迎接楚、秦聯軍，表示對楚無二心，并自愿助楚伐宋。楚、秦伐宋，恰如一場武裝游行，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楚、秦剛一撤軍，晉便聯合諸侯伐鄭。未開戰，鄭便求和，表示對晉無二心；同時，鄭國還派兩位使者通告楚人，鄭將服晉；共王對此大為不滿，扣留了使者。這個粗暴的舉動激怒了鄭人，促使鄭與晉會盟，鄭簡公還厚賂了晉悼公。
晉與齊結盟，并使鄭和宋成為自己的附庸；楚的對策是加強與秦的聯盟，鞏固陳和蔡附庸國的地位，盡力奪回在中原喪失的優勢。就在晉悼公正在為不戰而服鄭自我陶醉時，秦襲晉，晉因輕敵而大敗。楚與秦相呼應，當秦在為伐晉做準備時，楚又拉攏鄭共伐宋，中原為之騷動。
鄭國是當時東南西北轉口貿易的中心，最為繁華。打仗歸打仗，經商歸經商。在鄭國君臣和商人看來，戰爭只是過眼煙云，無須介懷，只要有利可圖，一切皆可用，至于從楚還是從晉，則根據需要和利益而定。
共王三十年（前561），秦、楚聯合伐宋，這是對晉鄭會盟的報復。同年，吳王壽夢去世，子諸樊即位。第二年，共王病逝，其子熊昭即位，是為楚康王。楚康王二年（前558），在位十五年的晉悼公去世。
共王晚年在北線的主要敵手是晉悼公。北線戰場，楚人與齊交好，與秦結盟，以鄭、宋作為與晉爭雄的戰略跳板，有得有失，得失大致相當。鄭國和楚國的關系時好時壞，但雙方的交往一直是頻繁的。東線的主要敵手是吳王壽夢，但這時的吳剛剛崛起，對楚還不能構成戰略威脅，東線得大于失，局勢比較平靜。
晉國在北線與齊結盟，與秦爭斗，實力均衡，難分勝負；南線的主要敵手是楚人。晉人以鄭、宋等小國為戰略緩沖，并扶植東南的吳國，制衡楚國。但晉、楚之間幾乎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直接沖突，都以鄭、宋為戰略屏障，打摩擦戰。晉、楚勢均力敵，難分伯仲。
共王晚期和晉悼公時期是晉、楚對峙最關鍵的階段，雙方勢力均衡，是一場大國之間全方位的戰略博弈。隨著晉悼公去世，晉國開始衰落，陷入內部爭權的困境。共王逝世后，楚國進入中衰期，陷入內亂和外患的困局。這些都為弭兵之會和“政霸體制”的確立創造了條件。